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修正）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员
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修正）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1998年4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根据1999年9月23日自治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有效地组织人民防空，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以下简称《人民防空法》），结合西藏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行政区域内一切组织和个人均应遵守《人民防空法》和本办法。
第三条 自治区的人民防空重点市、县（区、市）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和西藏军区确定。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同级军事机关领导本行政区域的人民防空工作。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内人民防空工作，负责组织实施《人民防空法》和本办法。自治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主管全区的人民防空工作。
人民防空重点市、县（区、市）应有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未列入人民防空重点的市、县，应根据人防建设需要也应有或指定的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第五条 人民防空实行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合的方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人民防空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根据国防需要，制定与城市总体规划相适应的人民防空建设计划，与城市建设同步进行。
第六条 人民防空经费由国家和社会共同负担。
（一）国家拨给的人民防空建设专项经费；
（二）自治区人民防空重点市、县（区、市）人民政府应当按不低于上年度本级地方财政总收入千分之一的比例提取人民防空建设经费，列入当年财政预算。其他市、县人民政府视地方财政情况相应安排人民防空经费；
（三）有关单位应按国家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规定负担人民防空费用；
（四）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收取的人民防空工程易地统建费；
（五）社会集资和利用的区外资金；
（六）其他经费。
第七条 人民防空经费是人民防空建设和开展人民防空业务工作的专项经费。按照人民防空财务管理规定严格管理，不得平调、挪用。各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人民防空经费的管理。
人民防空专项经费的支出，接受同级审计和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八条 人民防空设施建设及开发利用，享受国家和自治区人民政府规定的税收及其他优惠政策；对电力、给排水、城市管理、通讯、警报频率占用等费用予以减免。
第九条 自治区鼓励、支持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通过多种途径，投资进行人民防空建设。开发利用人民防空工程，平时由投资者使用、维护、管理，收益归投资者所有，并享受人民防空建设的有关优惠政策。
第十条 一切组织和个人都享有防空袭疏散、掩蔽，医疗救护和救助，必需的生活供给，并有对违反《人民防空法》和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控告和检举的权利。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参加人民防空建设、缴纳人民防空费用、执行人民防空勤务、保护人民防空设施、接受人民防空教育、参加群众防空组织接受专业训练、执行抢险救灾和开展互救互助的义务。
第十一条 人民防空设施受国家保护，严禁任何组织及个人侵占和破坏。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给予奖励：
（一）执行《人民防空法》和本办法成绩显著的；
（二）对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维护、管理作出突出贡献的；
（三）积极开发利用人民防空设施，取得显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四）人民防空宣传、教育取得显著成效的；
（五）在人防建设中有其他重要贡献的。
第二章 防护重点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同级军事机关应当在本行政区域内确定防护重点和重要经济目标，制定有效防护措施。
市、县（区、市）人民政府应结合当地实际组织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制定防空袭预案，经同级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审查批准后，适时组织演习、演练。普及防空常识，提高全民的防空意识。
第十四条 重点市、县（区、市）城市建设规划等部门，应当协助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制定人民防空建设规划。
第十五条 城市的地下交通干线以及其他地下建设，重要经济目标建设，应当兼顾人民防空需要，采取有效防护措施。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参与上述建设项目的方案审查、施工监督和竣工验收。
第三章 人民防空工程
第十六条 人民防空工程是指为了保障战时人员与物资掩蔽、人民防空指挥、医疗救护等而单独修建的地下防护建筑，以及结合地面建筑修建的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修建人民防空工程，按照防护等级和建设规模，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
人民防空工程的计划编制、设计审查、质量监督和竣工验收由批准立项的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人民防空用地应依法予以保障。
第十八条 重点市、县（区、市）新建民用建筑，楼层七层以上（含七层）的，应按地面建筑底层相等的面积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六层以下（含六层）、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以上（含7000平方米）的，应按一次下达的规划设计任务以地面新建总建筑面积的2％统一
规划修建防空地下室。防空地下室建设纳入基建计划，由建设单位修建。
防空地下室设计应具有战时防空，平时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双重功能。
第十九条 按规定应修建防空地下室确因地形地质、施工条件限制不能修建的，由建设单位向所在地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地面建筑总投资的2％缴纳易地统建费，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统一修建。
第二十条 计划部门在审查批准涉及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新建项目时，应征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地下室的审查意见。对应建防空地下室的建设项目，未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计划部门不得批准建设项目计划，土地管理部门不得发给土地使用证，规划
部门不得划红线，建设部门不得发给施工许可证。
第二十一条 各级建设、土地、规划、供电、市政、通信等有关部门对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应当提供相应的保障。
第二十二条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
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设备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防护设备必须在土建施工中同步安装到位。
防空地下室质量监督由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站负责。防空地下室验收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
第二十三条 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
公用的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管理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有关单位修建或使用的人民防空工程由本单位负责维护管理。
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的监督检查，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
第二十四条 人民防空工程维护必须达到下列标准：
（一）工程结构完好；
（二）工程内部整洁、无渗漏水、空气新鲜、饮水符合卫生标准；
（三）防护密闭设施设备性能良好，风、水、电系统工作正常；
（四）金属、木质部件无锈蚀损坏；
（五）进出口道路畅通，孔口伪装设施完好。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在危及人民防空工程安全的范围内进行采石、取土、爆破和堆放腐蚀性、放射性物质等影响人民防空工程使用或降低人民防空工程等级的作业；
（二）在人民防空工程口部附近修建其他建筑物必须留出倒塌半径的安全距离，并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实施；
（三）不得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和倾倒废弃物；
（四）不得破坏人民防空工程及其附属设备设施。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使用人民防空工程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平时使用人民防空工程，必须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申办批准手续，并做到一旦战备需要能保证迅速转入战时防空或坚守城市作战作用；
（二）加强工程维护管理，不得损坏工程结构和内部设备、设施，不得降低工程防护效能；
（三）有切实可行的防火、防洪涝、安全保卫措施，并不得存放易燃易爆化学物品；
（四）按照规定缴纳使用费。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拆除人民防空工程。确需拆除的必须报经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并由拆除单位负责补建或补偿；
拆除六级以上（含六级）人民防空工程，按相同防护等级和建筑面积补建；
拆除人民防空工程的补建期限为自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拆除之日起一年以内；
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查确实无法补建的，拆除单位应按补建工程单位造价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缴纳补建所需费用，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统一建设。
第四章 通信和警报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的人民防空通信、警报建设规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各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组织所属通信站的值勤管理和专业技术训练，通信、警报设备的维护管理，所需经费、物资器材的申请、筹措和供应。
人民防空通信、警报网所需接口、电路、频率，邮电、无线电管理等部门平时应予以保障，战时无偿提供。
军队通信部门应对人民防空重点市、县（区、市）通信、警报业务建设给予指导；保障通信电路、信道；协助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规定实施指挥自动化建设、执勤、维护管理和专业人员训练。
第二十九条 人民防空警报设备、设施在安装过程中，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提供方便条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建设的警报网点由所在单位维护和管理。
因城市建设需要拆迁设置在有关单位的人民防空警报设施必须报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十条 人民防空重点市、县（区、市）人民政府应定期组织试鸣防空警报，通信、广播、电视部门在试鸣前五日发布公告。战时必须优先传递发放防空警报信号。
第三十一条 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平时应为抢险救灾服务。在安全保密的情况下可向社会提供有偿服务。
第五章 疏散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民防空疏散的主要任务是：
（一）制定和实施人民防空疏散计划；
（二）进行战时防空疏散动员、宣传和教育；
（三）协调有关部门督促检查落实人民防空疏散的各项保障工作；
（四）组织指挥人民防空疏散。
第三十三条 人民防空疏散必须根据国家发布的命令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通告，由战时人民防空疏散指挥机构组织实施。人民防空疏散按时机分为：早期疏散、临战疏散、紧急疏散。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平时必须做好预定的疏散地区建设和人民安置准备工作，有计划地发展预定疏散地区的经济；创造接收城市人口的居住、生产、生活条件，有计划地组织建设战时储运生产、生活物资的运输道路和储运仓库等。
第六章 群众防空组织
第三十五条 群众防空组织按照平战结合、专业对口和便于领导、指挥的原则组建。平时由各主管部门组织、培训和管理，战时接受人民防空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
第三十六条 群众防空组织战时担负抢险抢修、医疗救护、防火灭火、防疫灭菌、消毒和消除沾染、保障通信联络、抢救人员和抢运物资、维护社会治安等任务，平时应当协助防汛、防震等部门担负抢险救灾任务。
第三十七条 群众防空组织所需的装备、器材和经费由各组建单位提供。特殊性的专用设备、器材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提供。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制定群众防空组织训练计划。由各组建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并接受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检查指导。
第七章 人民防空教育
第三十九条 人民防空教育和人民防空法规宣传应纳入国防教育和普法规划。
第四十条 自治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照国家人民防空教育计划和内容，统一编制教材，组织防空教育计划的实施。
第四十一条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应把人民防空教育纳入学校教育计划，其费用纳入教育经费预算。
教育主管部门和同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共同组织对在校学生的人民防空知识教育并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十二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人员的人民防空知识教育由所在单位组织实施，纳入单位职工教育计划。
第四十三条 城市居民和农牧民的人民防空教育，由城乡基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第四十四条 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文化等部门，应履行人民防空宣传教育的义务。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其限期修建，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其限期改正，对个人并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
（一）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的；
（二）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的；
（三）擅自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的；
（四）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不补建的；
（五）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的；
（六）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影响防空袭警报音响覆盖面的；
（七）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放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的；
（八）其他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故意损坏人民防空设备设施或者在人民防空工程内生产、储存爆炸、剧毒、易燃、放射性等危险品，尚不构成犯罪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者有其他违法、失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应当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九章 附则
第五十条 本办法中的重要经济目标包括重要的工矿企业，科研、实验基地，机场，通信枢纽和指挥通信中心，大型桥梁、油库、水库、仓库和电站等。
本办法中的民用建筑是指住宅、旅馆、招待所、商店、大专院校教学楼和办公、科研、医疗用房等。
第五十一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可依据本办法制定相应的规定。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西藏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于1999年9月23日通过
西藏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决定对《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作如下修改：
删除第四十六条第（八）项对“拒不交纳人民防空费用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1998年4月1日
村民自治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吗
党国印
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
一 . 引言
中国乡村民主自治是史无前例的事件。我们几乎没有现代国家的直接经验作为参照系来对这一事件进行评论，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从农村开始的，更没有在与中国相似的历史条件下从农村开始进行政治改革的经验。我们只能通过历史分析和逻辑判断对这一事件作出某种推测性研究。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 1 ?从根本上说，乡村民主政治应该是全社会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于全社会的 " 自治民主 " 。 2 ?在传统乡村社会，可以有 " 自治 " ，但不会有 " 民主自治 " ；真正的传统乡村社会不存在对民主政治的需求。 3 ?对民主政治的需求产生于乡村社会的结构转型时期。 4 ?通常，乡村政治改革应该是全社会政治变革的最后一个环节，乡村社会很难产生推动全社会政治变革的力量。 5 ?中国推行乡村民主自治制度标志着一场新的 " 乡村动员 " 已经开始，其政治发展的后果尚难以预料。 6 ?乡村政治改革必须遵从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这个前提下，政治家的领导技巧才能够驾驭政治改革进程。
" 村民自治 " 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吗 ?
二?自治不等于民主自治：历史的考察
自治本是一个涉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或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关系的一个政治概念，一般是指某一地域的共同体由于经济上的封闭性或相对独立性而产生的对中央政府的相对独立性。在政治学和历史学文献中，自治概念主要用来描述中世纪欧洲城市的政治特性；现在也用来表述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的关系。
罗马帝国时期，欧洲有自治城市。在公元二世纪，罗马帝国的 " 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地方自治，都有它本地的 ' 政治 ' 生活，都有它自己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在所有城市之上，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它执掌国家大事 -- 外交、军事、国家财政。 " 罗马帝国的中央政府真正完全控制的是罗马这个城市，其君主在法律上只是首府罗马城的最高长官。皇帝作为取得胜利的征服者，他的大田庄遍及帝国各地，并成为其岁入的重要来源（罗斯托夫采夫， 1957 ， 195 ～ 230 页）。显然，这种自治性政治关系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更不同于今天的我国乡村 " 自治 " 。
英国中世纪的乡村似乎也有某种 " 自治 " 。乡村庄园有议事厅，是村民的活动中心。 " 村民可以根据当地习俗就进入或使用草地等公用土地问题达成协议，而无需承担来自官方的任何压力。 " 但是，这种乡村自治不是民主自治。英国那时奉行等级制度，从史料中可以发现至少有 21 种不同身份地位的规定。法律对于低等级的维兰（ villani ，占农民总数的 40 ％以上）有种种歧视性规定，如无权控告领主，法庭上不能申辩等。这种 " 卑贱的人 " 在政治上无权，在经济上的地位也极为软弱（ A. 勃里格斯， 1987 ， 81 ～ 82 、 131 ～ 132 页）。
法国的情形与英国有所不同。在中世纪， " 由于领主权力的极度膨胀，使得法国的领主在法庭上有绝对的权威。 " 法国的维兰（ villa ）不论是自由农还是农奴，都服从领主，与领主之间存在密切的人身依附关系（马克·布洛赫， 1931 ， 95 页、 101 页）。法国曾有过家庭共同体，人口有时近百口，几代人居住在一所房子里。这种共同体的产生与法国一些地方实行按户征税的税收制度有关。法国还有过乡村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受制于各种共同经营的规定（临时耕种法则、公共牧场、收获日子等）。在某些情况下，乡村共同体是农民与国王斗争的组织。 13 世纪巴黎北部的卢夫尔人自己建造教堂，选举镇长，批准治安条例，维修公路和水井，与 " 国王的人 " 对峙。有的乡村共同体后来发展成为 " 公社 " ，并赢得了公社契约。但是，这种合法化的团体经过与领主的斗争与妥协才得以确立。冲突一般要经过法官裁决，法官代表的是领主，而不是团体。在一些共同事务中，只有领主才合法地掌握指挥权（马克·布洛赫， 1931 ， 190 ～ 200 页）。总体上看，法国农村的自治是十分有限的，更谈不上民主自治，这正如威尔逊所说： " 巴黎自始至终没有丧失对农村的控制，也没有丧失对税款贪得无厌的胃口，这项税款是用来供养军队和官僚机构的 " （ J.Q. 威尔逊， 1989 ， 367 页）。
法国城市自治状况与乡村有相似之处。布罗代尔指出： " 人们往往认为城市的自治从一开始便受到民主运动的支持，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简单，因为城市政权很早就已为几个强大的家族所控制。这种政权无疑由选举产生，但这只是掩人耳目而已。几个沆瀣一气的大家族不断支配着马赛、里昂及几乎所有的大城市的命运。巴黎的选举程式确实是一部编写得很好的电影脚本，知道底细的人事后无不为之捧腹大笑。特权阶层在选举中稳操胜券，他们的地位始终十分牢靠 " （布罗代尔， 1990 ， 56 页）。
美国的一些学者研究过中国乡村社会问题。按照他们的分析，在中国传统社会相对稳定时期，乡村与官府的关系较为简单，传统道德（习惯法）是维系乡村内部秩序的重要因素，而首事、中人可以是道德的化身，他们对乡村纠纷拥有裁判权威。杜赞奇认为，中人一般也是乡村社会的保护人。作为保护人，他们成为乡村农民的依赖对象，以便实现契约、免遭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农民在进行交易和遇到纠纷时，更愿意找中人，而不是找官人。当然，这种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被保护人往往受保护人的支配，前者对后者既爱又恨（杜赞奇， 170 页）。显然，中国乡村社会的这种治理结构也有自治性质，但谈不上民主自治。
为什么在传统社会王权政治难以渗透到乡村社会，使王权政治止于村社共同体边界？一般来说，在村社共同体内部，宗法关系下的道德压力和宗教压力通常足以约束机会主义行为，不需要也不会有王权政治。包含有政治技术、政治机构在内的王权政治若抵达村社共同体内部，成本实在太高，传统社会的任何一个政权都负担不起。据英国 12 世纪出现的一部《财务署对话录》记载，国王和群臣仅征收赋税一项已是 " 强加于他们的最沉重负担 " （勃里格斯， 1987 ， 22 页），更不用说介入村社共同体的其他方面。与王权相对照，村社共同体中的宗法关系甚至可以采取某种民主制的形式。《简明剑桥中世纪史》也有类似介绍（诺斯， 1981 ， 145 页）。中国的情形也大抵如此。许纪霖、陈达凯指出：对于乡村的控制，传统中国的行政权力只抵达县一级，县以下基本由地方士绅或宗族大户维持秩序，推行教化（许纪霖、陈达凯， 1995 ）。
传统社会的乡村可以有自己行之有效的权威系统。首先是传统道德的权威。道德依靠羞耻心造成的心理压力来维持共同体秩序，而羞耻心的作用强弱程度依赖于共同体成员流动性的大小。流动性越小，人们越不容易逃避羞耻心的惩罚，因为羞耻心通过共同体成员的鄙视而起作用。族长、乡村绅士通常是维护道统的权威。其次是宗教的权威。在传统社会，统一的宗教可以与国王斗法，但并不一定把自己的触角伸向乡村共同体。中国古代乡村信仰的神祗并不统一，一些民间人物也可以被神化而得到供奉。古罗马帝国时的乡村也有自己的土神（罗斯托夫采夫， 1957 ， 277 页）。由此看来，不仅道德的作用加强了乡村共同体的某种自治性质，宗教也可以被用来成为自治的手段。无疑，这两种手段都与民主政治产生的权威无关。
综合上述各种关于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在传统社会，乡村社会本来具有某种自治性质，但并非 " 民主自治 " 。
三?乡村动员的社会功利主义分析
" 动员 " （ Mobilization ）一词经亨廷顿著作的传播，其政治学意义已经比较确定，即指传统社会的居民由一定历史条件的推动而参与现代化的过程。这个条件应该包括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但政治学家更多地讨论了政治条件。不发达社会乡村动员的方式、程序与时机选择，与动员的成败密切相关。本节拟从社会功利主义角度讨论这个问题，这不是说价值观的立场对笔者没有意义，而是因为这种立场无助于科学地认识问题。
如果我们从一般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乡村动员可能符合大众通行的价值观，因为乡村动员的过程是解除农民的宗法束缚和宗教束缚的过程。但是，不合时机的乡村动员可能迅速瓦解原有的乡村权威结构而导致社会动乱，这一后果并不能给农民以真正的人道主义援助。如果一个社会从整体上不具备乡村动员的条件，理性的政府可能会采取牺牲社会弱势集团的立场，而弱势集团通常是普通农民集团。美国政治学家赫尔德曾解释过一种残酷的 " 置换战略 " ，其核心一方面是把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糟糕的后果分散给最软弱无力的集团，另一方面安抚那些能够最有效地调动公众呼声的集团。这并非说政府一定要这样做，但是，如果政治是可能的 " 艺术 " ，或者，民选政府一般都力图确保现有秩序的最平稳延续的可能性，那么，他们除了安抚那些最强有力、最能有效调动资源的人以外，几乎别无选择（戴维·赫尔德， 1996 ， 318 页）。这种置换战略固然是不人道的、残酷的，但却是政治现实。
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主题之一是政治参与（社会动员的主导形式）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依他的观点，时机不当的政治参与会导致社会不稳定，而时机成熟与否取决于社会政治制度化的水平。一般而论，政治制度化程度低、而政治参与程度高的社会，政治不稳定；与此相反，若政治制度化水平高、而百姓的政治参与程度低，则政治比较稳定（亨廷顿， 1968 ， 51 页）。
按照亨廷顿的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农村状态也与农民的政治参与有关。孙中山的南方政权放手对中国下层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动员，包括对乡村农民的政治经济动员，但动员机构主要由当时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共产党掌握。 1926 年 1 月，国民党二大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共产党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乡村动员。但是，这种动员的后果很快表现为国民政府不能控制局面，政府的合法性地位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国共分裂，共产党在 " 非法 " 状态下继续进行乡村政治动员（王跃， 1995 ）。 1928 年，蒋介石、陈果夫正式提出暂行停止民众运动，国民党三全大会又进一步限定了农民运动的内涵。到 1930 年，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农会立法原则》，规定只有 " 耕作农地面积在 20 亩以上 " ，或是 " 中等学校毕业习农业者 " 才可成为农会会员（张益民， 1995 ）。但是，在当时政治腐败、豪强割据的局面下，国民政府已经不能阻止共产党所进行的乡村动员过程。这个过程最终在中国大陆上葬送了国民党政权。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对乡村进行社会动员的同时，也产生了控制农民的强大的组织系统。政权建立后，农民普遍赢得了土地，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大大减退。国家很快凭借自己的组织力量先后在农村发起了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人民公社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标志着中国乡村动员的停止。此后实际上实行了赫尔德所讲的 " 置换战略 " ，以长久地牺牲农民的利益开始了工业资本的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