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地方物业管理立法的反思
浙江民禾律师事务所 胡杰丰
自从1994年深圳颁布我国第一部物业管理地方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以来，到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城市（包括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已制定了自己的物业管理条例，各地还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很多的规章和行业管理规范，基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物业管理法规体系，对促进各地的物业管理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我们也看到，各地进行地方性立法的过程中，主要依靠借鉴发达国家与地区特别是我国港台地区物业管理立法，很多法律制度不符合当地物业管理发展的实际，操作性不强，有些条款还与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不相一致，并且过多强调了政府的行政主导地位，而对本应重点保护的业主权利却不够突出，本文主要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思并提出完善地方物业管理立法的对策。
一、各地立法口径不一，规范相互冲突
各地的物业管理条例大多出台在全国《物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之前，由于各地物业管理发展的水平不一，立法者对物业管理立法的理解不一致，各地制定出来的物业管理条例五花八门，在名称上有的称为“物业管理条例”（如杭州），有的称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如深圳），有的称为“居住物业管理条例”（如上海），有的称为“城市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如湖南）等。在内容上也是大相径庭，对很多事项甚至做出了相反的规定，如杭州规定“决定聘用或解聘物业管理企业”的职权属于业主大会，而深圳则规定聘请物业管理公司的职权属于业主委员会，两市对业主委员会职权的规定明显冲突；在业主投票权的计算方面，广东规定住宅按每户计算投票权，而深圳则规定各类房屋按建筑面积每十平方米计算为一票，省与市的规定相互冲突。就是地方条例内部也有诸多矛盾之处，如深圳物业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业主委员会委员由业主大会在业主中选举中产生”，同条中却又规定“业主委员会可聘请派出所、居民委员会等有关单位的人员担任业主委员会委员”。那么聘请的委员以什么身份担任委员？其在业主委员会中所占的比例是多少？这类委员行使什么职权？多种问题随之产生。同样，深圳条例在第十九条规定业主委员会有权采取公开招标方式聘请物业管理公司对住宅区进行物业管理，但在第二十六条又规定“住宅区开始入住后两年内……业主委员会应与开发建设单位签订委托管理合同，并行使本条例规定的各项职责，但不得终止委托合同；开始入住两年后……原开发建设单位在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承包管理”，后者是对前者的明确否定。类似的矛盾几乎每一部地方物业管理条例中都或多或少存在，这不仅造成各地的物业管理条例相互冲突，就是同一部条例内部也难以协调，并与《条例》的规定明显不一致，破坏了我国物业管理立法的统一性。
二、强制性规范过多，业主自治原则体现不够
与《条例》相比，各地的物业管理条例一般都明确规定“业主对物业实施自治管理”或“实行业主自治与专业服务相结合”，但是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中，保障业主的自治管理权利方面的规定并不完善，往往用强制性条款限制业主的权利。如上海规定“业主或者业主委员会应当委托一个物业管理企业管理物业”，湖南规定首次业主会应当讨论“确定物业管理服务企业”，其他省市的条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业主聘请物业管理企业管理物业，但很多条款都体现了这种精神。在首次业主大会的召开方面，很多省市的条例规定由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召集首次业主大会或者负责成立业主大会筹备组，而业主自己却没有权利组织成立自治组织。在监督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履行职责方面，政府也可以直接进行干预和管理，如深圳在业主管理委员会规则中就规定：“各区主管部门应经常检查考核各管委会的运作情况，定期组织各管委会人员学习物业管理法规政策和业务知识；及时派员出席或主持业主大会或管委会的重要会议；纠正或撤销业主大会或管委会作出的不符合法规政策的决议、决定；对运作管理混乱、严重影响工作或侵害多数业主权益的管委会，应当及时主持改组或重新组织选举。”此外，深圳市、区主管部门还有权决定管委会委员及执行秘书的停任、任免、撤换、增减（深圳已经几次发生行政主管部门直接发文免除业主委员会主任职务的案例），并且业主委员会的重要会议应当“应当报请市、区主管部门派员出席并指导工作”。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本来属于业主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却都要通过行政权力进行主导，这能说不是对业主自治权利的干涉吗？在其他省市物业管理立法中也同样存在相似的问题，强行性规范过多，如各地普遍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必须聘请物业管理公司进行管理，业主委员会必须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根据“示范文本”制定的格式、内容缺乏灵活性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等。
三、对业主委员会的定位不规范
在业主委员会的定位方面，各地也有很大区别，没有理顺业主委员会于业主大会的关系。如上海、杭州规定“业主委员会是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代表全体业主对物业实施管理的自治组织”，湖南、天津规定“业主委员会是业主会的办事机构”，江苏在国家《物业管理条例》颁布后进行了修改，因此对业主委员会的定位与《条例》一致，规定“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另外还有不少省市对业主委员会的性质没有明确“说法”，但是从业主委员会的职权来看也明显与《条例》不一致。
各地物业管理立法的另外一大特点就是对业主委员会的权力非常集中，而忽视了业主大会的作用。如上海、深圳、杭州等地规定业主委员会有权“选聘或解聘物业管理企业”、“负责物业维修基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审定物业管理企业的物业管理服务年度计划、财务预算和决算”等。这些事项属于涉及全体业主利益的重大事项，理应由业主自治的最高机构——业主大会来做出决定，并且《条例》也明确规定这些事项属于业主大会的职权范围，而不属于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权力过大，并没有相应的监督措施，以致业主委员会滥用权力案件时有发生，损害了其他业主的利益。
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以及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都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下位法，根据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原则，各地的物业管理立法不得与《条例》相抵触，否则无效，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修改或者废止。所以，对各地的物业管理法规进行修改已是当务之急，笔者认为修改时应当注意以下方面：
一、统一条例的标题和基本法律概念。从维护法制统一的角度出发，各地的条例统一称为《ｘｘ省（市）物业管理条例》为宜，这样有利于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保持一致性，也有利于地方法规对实行物业管理的各种物业形态保持普遍的的效力，还有利于法规的名称与内容相一致（各命名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的地方都规定其他物业形态的管理参照条例执行）。物业管理法规中的一些基本概念的涵义如业主、使用人、物业管理、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共用部位、共同设施设备等也要进行统一，并与《条例》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避免出现人们无所适从的局面。
二、科学设置政府权力与业主权利的边界。我国政府机关目前正在进行“精简放权”，其目标就是要科学设置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边界，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在物业管理立法中也应体现这一趋势，裁减强制性条款，而增加对业主自治的授权性条款，科学设置政府权力与业主权利的边界，行政主管部门不直接干预业主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主要负责对物业管理活动进行监督。
三、突出业主在物业管理中的主体地位。业主对物业的管理权利直接来源于宪法、民法对财产所有权的规定，因此各地的立法应当突出业主在物业管理中的主体地位，保障业主对物业管理方式的选择权，为实现业主自治创造条件。另外，在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召集的程序方面也应突出业主的主体地位，规定业主有权自主成立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
四、理顺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的关系，确立业主大会法律主体地位。鉴于各地对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定位相互矛盾，要与《条例》相一致，就应当规范业主大会与业主委员会的关系，对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职权进行调整，增加业主大会的职权，业主委员会作为执行机构负责业主大会日常工作。因为《条例》没有对业主大会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规定，地方立法可以根据本地实际作出适当规定，笔者认为应当确认业主大会的业主自治组织地位，并赋予其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以便于其行使自治权利，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省归侨侨眷权益保护若干规定》的决定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省归侨侨眷权益保护若干规定》的决定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7号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省归侨侨眷权益保护若干规定〉的决定》已由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09年9月2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12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9年9月27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省归侨侨眷权益保护若干规定》的决定
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对《海南省归侨侨眷权益保护若干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第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归侨、侨眷的身份确认，应由本人申请并提供有效证件，经所在单位或者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证明，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侨务工作机构审核办理。”
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侨务工作机构负责组织、协调、监督、检查本行政区域内保护归侨、侨眷合法权益的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保护归侨、侨眷合法权益的工作。”
三、第三条修改为第四条和第五条。第四条规定：“各级归国华侨联合会代表归侨、侨眷的利益，依法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
“归侨、侨眷人数较多的单位可以依法申请成立侨联组织。”
第五条规定：“省人民代表大会和归侨、侨眷人数较多的市、县(区)、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归侨、侨眷代表。
“各级归国华侨联合会推荐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归侨、侨眷代表候选人。各级人民政府侨务工作机构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归侨、侨眷代表候选人的工作。”
四、第四条改为第六条，修改为：“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属于落实侨房政策范围的归侨、华侨私有房屋，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责令占有人或使用人在规定的期限内退还归侨、华侨本人或者其遗产继承人;已被拆除、改建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省和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对落实侨房政策工作给予财政支持。”
五、第五条改为第七条，修改为：“归侨、华侨要求在土改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给其使用的宅基地建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城乡规划和农村建房用地标准确认其宅基地使用权。
“宅基地已被占用，无法退回，归侨、华侨申请另外安排建房用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优先予以安排。
“对涉及归侨、华侨宅基地的纠纷，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妥善处理。”
六、第六条改为第八条，修改为“因公共利益需要，确需拆迁归侨、侨眷、华侨私有房屋的，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实施拆迁，拆迁补偿可以采取下列办法：
“(一)被拆迁人要求货币补偿的，货币补偿的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建筑材料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二)被拆迁人要求实行房屋产权调换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第(一)项的规定，计算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金额和所调换房屋的价格，结清产权调换的差价。
“被拆迁人要求在拆迁地的市县内异地建房的，依法办理有关用地手续。
“在被拆迁人宅基地上建商品房或者住宅，对外出售、出租，同等条件下被拆迁人享有优先购买权或者承租权。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七、第八条改为第十条，修改为：“归侨、侨眷在本省捐赠财产兴办公益事业的，依照《海南省华侨捐赠公益事业若干规定》办理。”
八、第九条改为第十一条，修改为：“归侨、侨眷的侨汇收入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延迟支付、强行借贷、克扣侨汇。
“未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通知汇兑单位没收、冻结侨汇，不得向汇兑单位查阅侨汇凭证或者要求提供侨汇户名单。”
九、第十条改为第十二条，修改为：“用人单位以及归侨、侨眷职工应当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及时、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必须按时、足额支付归侨、侨眷职工依法享有的各项社会保险费。
“对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归侨、侨眷，民政部门应当将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做到应保尽保。
“对贫困归侨、侨眷户，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将其纳入当地扶贫范围并优先给予生产经营扶持。
“对丧失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或者因病、因自然灾害影响而致贫的特困归侨、侨眷，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民政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生活救济。归侨‘五保户’应当优先安排入住当地敬老院或者福利院供养。”
十、第十一条改为第十三条，修改为：“在国家机关和企事业组织工作并在本省办理退休手续的归侨职工，其退休金、养老金低于当地从业人员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由县级以上财政部门每人每月定额发给生活补贴。具体发放标准与办法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
十一、第十三条改为第十五条，修改为：“华侨子女就读本省义务教育阶段公立学校的，与当地居民子女享受同等待遇。
“归侨学生、归侨子女和华侨在国内的子女报考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的，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给予照顾。
“归侨、侨眷及其子女申请出国留学的，所在单位应当支持，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优先办理相关手续。”
十二、第十九条改为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集中安置归侨农场的建设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统筹安排、统一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集中安置归侨农场应当给予必要的财政资金扶持，并将其纳入国家、本省各项涉农优惠政策的调整范围。
“国家和本省有关部门专项分配给集中安置归侨农场的资金和物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克扣或者挪用。”
十三、第二十条改为第二十二条，修改为：“集中安置归侨农场使用的土地、林地、滩涂、水面等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和损害。
“集中安置归侨农场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他单位和个人之间发生土地等权属争议的，所在地的市、县(区)、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及时进行协调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集中安置归侨农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所在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制止并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本决定自2009年12月 1日起施行。
《海南省归侨侨眷权益保护若干规定》根据本决定作修改并对条款顺序作调整后，重新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