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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偷税行为如何确定偷税数额和补税罚款的通知》的通知

国税函[1999]73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 偷税行为如何确定偷税数额和补税罚款的通知》（国税发[1998]66号）下发后，部分地区反映通知第一条第（三）项的表述不够确切，现修改如下：
　　纳税人帐外经营部分的销售额（计税价格）难以核实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六条第（三）项规定按组成计税价格核定其销售额。
　　原《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 偷税行为如何确定偷税数额和补阁罚款的通知》（国税发[1998]66号）第一条第（三）项废止。

国家税务局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孙大鲲等人诉孙大成等人房产确权、继承一案的批复

1988年7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88）京高法字第76号《关于孙大鲲等人诉孙大成等人房产确权、继承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
经我们研究认为：该案双方争执之14间房产确系孙大鹏、孙大玲、孙大钧、孙大秀、孙大明之父孙兆骧1942年所购置。1951年重新登记房屋产权时，因孙兆骧表示过放弃产权，该房产权人改为孙兆麟、孙张氏，但不久，孙兆麟又将房产证及房屋归还孙兆骧，交其管理、使用。“文革”期间孙兆骧本人将该房交公。1983年国家落实私房政策时，房管部门退给的房租结算款也交给了孙兆骧。孙兆骧长期对房屋行使所有权。孙兆麟、孙张氏生前从未提出异议。据此，我们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的倾向性意见，即以确认该房产权归孙兆骧所有，由其五个子女孙大鹏、孙大玲、孙大钧、孙大秀、孙大明依法继承为宜。
此复

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孙大鲲等人房产确权、继承申诉一案的请示 （1988）京高法字第76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受理的孙大鲲等6人房产确权、继承申诉一案，因案情疑难，认识不一致，特向你院请示。
一、案情
孙兆骧（1984年2月死亡）于1942年在河南开封充任伪河南省政府民政厅主任课员时，与人合资经营粮店，购置了座落在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6号及后院（大石碑胡同31号）房屋共计14间，产权登记在已去世的父亲孙诒谋名下，房产由孙兆骧的胞弟孙兆麟及二嫂孙张氏共同管理。1951年产权重新登记时，孙兆骧仍在河南工作，他当时向北京地政部门提交弃权书，声明：上述房产“系家父孙诒谋及二家兄兆骐（孙张氏之夫）恤金，经我弟兆麟经营行商所得利润留置，此房与我并无干，自无享受之权”遂将产权人改为孙兆麟（1978年去世）和孙张氏（1978年去世）平均共有。1951年8月，孙兆骧因历史问题被单位开除，由河南遣返回京，孙兆麟即把房产证交给孙兆骧，由其居住、管理、维修、收租。孙家亲友及承租人均认为产权系孙兆骧所有，在孙兆骧、孙兆麟的人事档案中，孙兆骧称自有房产14间，收取房租，孙兆麟称孙兆骧1942年买了一处房产，自己于1952年以前挪用过房租。“文革”中，孙兆骧将房产交公，1983年国家落实私房政策时，房管部门通知孙大鲲（孙兆骧亲生子，已过继给孙张氏夫妇为子）领取房租结算款八百余元，由孙大鲲交给了孙兆骧。因此，孙兆麟的子女孙大瑛、孙大萍、孙大成、孙大庄提出异议。孙兆骧遂于1983年11月诉至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产权为自己所有。一审诉讼中孙兆骧死亡，由其子女孙大鹏、孙大玲、孙大钧、孙大秀、孙大明承继诉讼，并追加孙大鲲为共同原告。
二、第一、二审及再审处理结果
第一审法院根据产权登记与契证手续及孙兆骧的弃权声明，确认产权人系孙兆麟、孙张氏。因孙兆麟夫妇、孙张氏夫妇已死亡，对上述讼争房产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判决孙大鲲继承分得房产8间，孙兆麟及其妻阎淑琴（1953年去世）的子女即被告孙大瑛、孙大成、孙大萍、孙大庄共同继承房产6间。租金结算款865．60元归孙大鲲所有（已领走），所欠房产税48．09元及逾期滞纳金由孙大鲲负担。
原告孙大鲲等六人对一审判决不服，以孙兆骧弃权书系孙兆麟伪造为由提起上诉。
第二审法院认为，双方争执的房产，虽原为孙兆骧所购置，但孙兆骧所写的弃权字据属本人亲笔所写，并鉴定无误，嗣后并经人民政府确认产权转移为孙兆麟及孙张氏所共有，多年来，对上述产权转移的事实从未发生过争执，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孙大鲲、孙大鹏、孙大钧、孙大玲、孙大秀、孙大明6人对终审判决仍不服，以原理由提出申诉，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
再审中曾进行调解，双方未达成协议。中级法院认为：“房屋14间的产权应确认为孙兆骧所有，1951年孙兆骧所写的弃权声明内容含混不清，且不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故不能采信。第一、第二审法院依此为据，将房屋确认孙兆麟和孙张氏所有，显属不当，应予纠正。鉴于孙兆骧现已死亡，其遗产应由其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但孙兆麟、孙张氏均对孙兆骧进行过较多的帮助，亦应分享孙兆骧的遗产。”据此，再审判决：撤销原第一、第二审判决；孙大鹏等5人分得房产6．5间，孙大鲲分得房产3间，孙大瑛等四人分得房产3间，另有门道1．5间归孙大鹏等五人与孙大鲲共同所有。房租结算款865．60元归孙大鹏等五人所有，所欠房产税48．09元及滞纳金由孙大鹏等五人补交。
再审判决后，孙大鲲、孙大鹏等6人仍不服，又以再审判决将房产3间判归孙大瑛等4人所有，与法不合等为理由，向本院提出申诉，要求将房产全部确认为孙大鹏5人及孙大鲲所有。
三、审判委员会讨论中的两种意见
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中，一致认为再审改判所依据的“代位分享”的理由是站不住的，因为孙兆麟、孙张氏均先于孙兆骧死亡，主体早已不存在，不能再分享孙兆骧的遗产，其子女从法理上说，也不能“代位分享”，所以改判由孙大鲲及孙大瑛、孙大成、孙大萍、孙大庄分别“代位”分得孙兆骧的遗产是不妥的。对此，高、中两院已统一了认识，认为再审判决有误，应予纠正。但对案件的主要事实的认定和处理意见有较大分歧。
（一）孙兆骧于1951年所写的上述房产弃权声明书是否有效。
第一种意见认为：弃权书的内容是虚假的。孙兆骧是由于自身的历史问题，对国家政策产生误解，违心所写的，不是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仍应确认其为上述房产的产权所有人，孙兆骧去世后，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
第二种意见认为：弃权书是孙兆骧个人所为的有效民事行为，但房产是孙兆骧与其妻孙吴氏的共同财产，孙兆骧无权全权处置，故弃权只能放弃属于孙兆骧自己的产权部分，而孙吴氏的产权应视为没有放弃。
第三种意见认为：弃权书经鉴定确为孙兆骧本人亲笔所写，尽管内容不符合实际情况，孙兆骧是因自己有伪身份，怕房产有被没收的可能，采取了规避的手段，但这种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已经过了30多年，他与他的妻子（1967年死亡）从未向有关部门提出更正，应视为孙兆骧妻子是默认的。因此，法律不能再予以保护，应当认为弃权书是有效的。
（二）产权证的效力。
第一种意见认为：解放后，产权登记时，孙兆骧弃权，而由孙兆麟、孙张氏登记产权，应视为孙兆骧的权宜之计，此后较长时间实际仍由孙兆骧行使管理权，故不应依房产证确定本案的产权的归属，而应从实际出发，认定为孙兆骧所有。
第二种意见认为：产权登记是国家对房产所有权的确认，经过三十多年孙兆骧夫妻从未提出异议，因此，应按契证确定产权人。
基于上述不同认识，审判委员会讨论中提出两种处理意见：
（一）确认产权属于孙兆骧所有，由其五个子女孙大鹏、孙大玲、孙大钧、孙大秀、孙大明依法继承。
（二）确认产权属孙兆麟、孙张氏共有，由他们的子女孙大鲲和孙大瑛、孙大成、孙大萍、孙大庄分别继承。
多数审判委员会委员同意第一种意见，当妥，请批示。
1988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