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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佛山市应对国外反补贴调查工作规范的通知

佛府办〔2009〕104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有关单位：

《佛山市应对国外反补贴调查工作规范》业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径向市外经贸局反映。并依据该规范第十三条的规定，于4月15日前将分管领导和联系员名单报市外经贸局。









二○○九年四月三日

（联系人：罗成，联系电话：83351274，传真：83390586）

佛山市应对国外反补贴调查工作规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国外反补贴调查主要针对我国对出口产品的财政支持，涉及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和产业政策，将对政府经济管理方式产生深刻影响。应对国外反补贴调查是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的重要内容。

第二条 反补贴调查的应对主体是被国外反补贴调查机关认为涉及或可能涉及提供财政资助的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机构和涉案企业。

第三条 为积极、有效地应对国外反补贴调查，建立快速、高效工作体系，保护我市企业合法权益，特制定本工作规范。

第四条 本规范适用于：佛山市出口产品遭受国外反补贴调查时，本市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机构的应对工作。



第二章 职责范围

第五条 市政府委托市外经贸局负责全市开展反补贴调查应对的组织、协调工作。

第六条 市外经贸局负责配合商务部、省外经贸厅，协调各区政府以及市直有关部门、机构和涉案企业做好应对工作，包括组织、填答调查问卷、实地复核，以及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与国外调查机关的交流、交涉和参加听证会等工作。

各区外经贸部门负责配合市外经贸局，协调辖区内有关部门、机构和涉案企业做好应对工作。

第七条 涉及反补贴调查的各级政府有关部门、机构负有配合外经贸部门协调应对的责任，主要包括：

（一）如期填答反补贴调查问卷与补充问卷；

（二）如期参加反补贴调查实地复核准备会议和实地复核会议，回答提问。

第八条 涉及反补贴调查的各级政府有关部门、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发改、经贸、科技、财政、国土资源、农业、外经贸、国资、环保、统计、物价、金融、工商、国税、地税、海关、电力。

第三章 工作程序

第九条 问卷填答。

（一）市外经贸局收到商务部、省外经贸厅反补贴调查应对文件和问卷后，转发有关区政府、市直部门、机构和区外经贸部门，明确工作要求。

（二）市直有关部门、机构收到问卷后，按时限要求填答问卷，函送市外经贸局上报商务部和省外经贸厅。

各区政府、外经贸部门收到问卷后，按时限要求协调本辖区有关部门、机构填答问卷，汇总后函送市外经贸局上报商务部和省外经贸厅。

特殊情况下，涉案的有关部门、机构按要求填答问卷后，直接报送商务部和省外经贸厅，抄送市外经贸局。

涉案的有关部门、机构的上级机关已按要求填答问卷并报送商务部或省外经贸厅的，该部门、机构协助将已报送的答卷抄送市外经贸局。

第十条 实地复核准备会。市外经贸局按照商务部、省外经贸厅的要求，负责实地复核准备会议承办工作。涉及反补贴调查的各级政府有关部门、机构应派员参加实地复核准备会。

第十一条 实地复核会议。国外调查机关在我市进行的实地复核，由商务部或其授权机关牵头，市外经贸局在省外经贸厅指导下负责承办和协调工作。涉及反补贴调查的各级政府有关部门、机构应派员参加实地复核，并回答提问。



第四章 工作机制

第十二条 市外经贸局负责协调、指导全市出口产品补贴政策调查研究、摸底梳理工作，本市各级政府以及有关部门、机构给予协助和配合。

第十三条 建立反补贴调查应对工作联络机制。涉及反补贴调查的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机构指定一位领导负责此项工作，并指定人员担任反补贴调查应对工作联络员。反补贴调查应对工作联络员保持相对固定。

各区政府、市直有关部门和机构分管领导和联络员名单报市外经贸局备案。

第十四条 市外经贸局在全市主要出口行业中建立行业组织应对工作联络点，行业组织在反补贴应对中负责协调企业应诉、提供行业数据等基础支持。

第十五条 市外经贸局负责开展全市范围反补贴相关知识的宣传、普及和培训工作，各级政府有关部门、机构应给予协助和配合，共同努力提高反补贴调查应对工作水平。



第五章 责任

第十六条 涉及反补贴调查的各级政府有关部门、机构对各自填答问卷内容承担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 市外经贸局承担市政府委托的组织协调责任。各区外经贸部门承担区政府委托的组织协调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市外经贸局负责向市政府报告我市反补贴应对工作情况，市政府视情况予以通报。

第十九条 本工作规范由市外经贸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工作规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一人公司利弊分析与立法

　

朱慈蕴
　 一人公司，也称独资公司，是指由一名股东（自然人或法人）持有公司的全部出资或所有股份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一人公司可以是从形式意义上确定的，也可以从实质意义上来考察，即形式上看公司的股东为复数，但实质上只有一人为公司“真正的股东”，其余股东仅为满足法律上对公司股东最低人数的要求而持有一定股份的挂名股东。不管各国公司法是否承认一人公司，实质意义的一人公司在世界各国早已普遍存在。

　 一方面，一人公司弊害显而易见。

　 因为在一人公司中，通常是一人股东自任董事、经理并实际控制公司，复数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和公司内部三大机构之间的相互制衡都不复存在。于是，一人股东可以“为所欲为”地混同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将公司财产挪作私用，给自己支付巨额报酬，同公司进行自我交易，以公司名义为自己担保或借贷，甚至行欺诈之事逃避法定义务、契约义务或侵权责任等。这诸多的混同已使公司的相对人难以搞清与之交易的对象是公司还是股东个人，而在有限责任的庇护下，即使公司财产有名无实，一人股东仍可隐藏在公司面纱的背后而不受公司债权人或其他相对人的追究，使公司债权人或相对人承担了过大的风险。很显然，一人公司的弊害实则是对法人制度中原本确立的利益平衡体系的一种破坏，最严重的莫过于对有限责任制度的合理性构成了威胁，并严重地背离了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目标。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早期的公司立法，大都对形式意义之一人公司作了禁止性规定，甚至强调公司设立后于运营中，因各种原因导致公司股东仅剩一人时，公司应立即解散，以严格恪守公司设立的条件。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正视一人公司广泛存在的客观社会根基。

　 其一，股东承担有限责任是一人公司产生的内在驱动力。有限责任制度最初是被赋予股份公司股东的，以刺激投资积极性。但有限责任制度一经问世，立该受到所有投资者的青睐。同为投资者，举办大规模企业可享受有限责任的“优惠”，举办中、小规模企业就不得获得有限责任制度的保护显然有失公平。德国在1892年通过立法创设了有限责任公司，解决了中、小企业不能适用有限责任原则的难题，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一人投资是否可以享受有限责任的恩惠，这又成为20世纪以来困扰公司立法和公司实务的一大难题。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高科技的发展，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任何类型的投资者都希望在经济活动中受到有限责任的保护，个人企业主也不例外。一人公司可使唯一投资者最大限度利用有限责任原则规避经营风险，实现经济效率最大化。当公司法不承认一人公司的合法性时，单一投资者就可能通过挂名方式举办实质意义上的一人公司以规避法律。可见，对有限责任的偏好是产生一人公司的内在原因。其二，传统公司内部制衡机制在实际运行中的变异为一人公司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因为传统公司内部机构的设置是建立在公司复数股东基础上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构造意义就在于它是由独立于出资人（股东）的人（董事）构成公司的经营机构（所有与经营的分离），股东大会与监事会不过是因为独立于股东的董事担任公司经营而派生出来的“监控”机构。然而，在公司的实际运作中，股东会形式化几乎是常态。股东人数较少时，股东（通常就是董事及经理）直接运作企业，从而使法定的股东会并无实际意义；股东人数众多的大公司中，绝大多数小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状况漠不关心，股东大会流于形式，沦为大股东操纵公司的合法工具。股东会本是将多数股东意愿提升为公司意愿，并能对公司的经营者进行监督的机构，股东会的失效不仅使“所有与经营分离”形式化，而且也使公司的社团性趋于淡化。既然公司是否具有社团性在公司的实际运作中已无关紧要，那么，一人公司不具备社团性的特征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三，巨额资本的涌现为一人公司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虽然公司制度产生之初是为了满足资本聚集的需要，但随着公司制度的运用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造就了许多资本实力雄厚的企业巨舰，它们具有投资举办任何事业的能力。为分散投资风险，也为减少复数股东之间的摩擦，一人公司往往是它们实现多行业投资组合、分散投资风险的最佳选择。其四，高科技发展的条件下，中、小型规模企业具有构筑一人公司的经济基础。当高科技、高风险的新兴行业如通讯、网络、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等不断兴起之时，进入这些领域的企业能否在竞争中取胜，主要依赖于高新技术的先进程度和投资机会的准确把握，而非资本的多寡及规模的大小，或者进言之是依赖于高素质的人。一人公司具有资合性弱化但人合性凸显的特点，正是中、小规模投资可采取的最佳组织形式。以上表明，既然现代市场经济中存在着繁殖一人公司的适宜土壤，法律采取否认一人公司的态度，不仅无法取缔实质一人公司的存在，而且不能有效地规制一人公司。甚至可能造成公司法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和混乱，加剧一人公司的滥用倾向。所以，从列支敦士登于1925年率先以立法形式承认一人公司开始，许多国家或地区纷纷修改公司法或相关法律，先是承认设立后一人公司，继而承认一人公司设立之合法性，体现了各国公司立法对一人公司从否定到肯定的历史变化趋势。

　 一人公司在我国广泛存在是我国目前的基本现状。

　 这是因为，依照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允许两种场合下设立一人公司：一是为适应国企改革的需要而承认国有独资公司的设立：二是可以设立全部资本来自于国外的法人一人公司或自然人一人公司。此外，根据私法“不禁止即允许”的一般原则，由于我国公司法并未将低于公司股东法定人数作为公司解散理由之一，因而，当公司资本依可自由转让性或依赠与、继承而形成一人状态时，一人公司则不可避免。当然，若从实质意义上考察一人公司，由挂名股东填充的一人公司更是不计其数。实际上，我国一人公司的立法现状对一人公司的实践十分不利：其一，国有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享有特权，充分享受一人公司的好处，其他投资者被歧视，禁止设立一人公司，不符合公平竞争的精神。其二，由于公司法没有明确承认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自然在公司法中就找不到一人公司应如何完善的规定。既有碍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又不利于非国有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的发展。其三，在我国即将进入WTO之时，不承认一人公司的合法性，影响我国大规模企业集团丧失最佳投资方式的选择和跨国公司的建立。其四，投资者采用挂名方式组建实质意义的一人公司，极易滋生不必要的纠纷。此外，我国公司法只规定设立公司的最低法定人数而又未将低于法定人数的状况作为公司解散的法定理由，也使公司法无法避免难守首尾一致之嫌。

　 综上所述，一人公司弊言之重世人有目共睹，但法律不承认其合法地位，并无法制止其存在，也无法对其扬利驱弊。所以，我国公司法应当顺应世界立法潮流，明确地赋予一人公司之合法性予以承认，而暂不允许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同时，通过完善公司法的一些规定，严格限制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滥用有限责任。还可以引入“揭开公司面纱”的司法措施，确立起一道防止公司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被一人股东滥用之墙。可见，一人公司立法，至关重要的不在于是否承认其合法性，而在于对一人公司的规范。（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