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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界定破产企业的破产财产范围

福建协胜律师事务所 王新平

破产法律制度以公平清偿债权为宗旨，债务人(破产企业)的哪些财产可用于清偿分配，直接关系到破产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界定破产企业的财产范围，对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笔者将就破产财产的概念、法律特征、现行法律法规对破产财产的规定以及有关破产财产的特殊问题进行阐述、探讨。　
一、破产财产的概念及其法律特征
破产财产是指在破产程序中，由破产管理人管理处分的、用于破产清偿分配的、破产企业享有或经营管理的财产及财产权利。它具有下列法律特征：1.破产财产是破产企业享有或经营管理的财产及财产权利。首先，破产财产是一种广义的财产，既包括有形财产，也包括无形财产，还包括财产权利。而人身权因与权利主体人身不可分离，没有直接的财产内容，故不属破产财产，如名称权、名誉权等。其次，破产财产由破产人享有或经营管理，不属破产人享有或经营管理的财产，不应作为破产财产，而应由权利人取回。如他人的定作物、寄存物、寄售物、借用物等。2.破产财产是用于破产清算分配的财产及财产权利。这一特征包含以下内容：第一，法律设定破产财产的首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和保护破产债权人的公平受偿权，这一目的决定了破产财产的特殊用途，即必须用于破产分配。第二，破产财产并不等于破产人享有或经营管理的一切财产。按照法律规定，破产人享有或经营管理的某些财产可不用于破产分配，如破产人的担保物。因此，只有用于破产分配的破产人的财产才是破产财产，而依法不用于破产分配的破产人的财产不属破产财产。第三，破产财产是可以实现的财产，无法实现的财产不应当作为破产财产清偿分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贯彻〈破产法〉意见》)第六十五条规定，确实无法收回的破产企业的财产，不列为破产财产进行分配。3.破产财产由破产管理人管理和处分。我国法律称破产管理人为清算组。破产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法院应当自宣告企业破产之日起15日内成立清算组，接管破产企业；清算组负责破产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按此规定，行使破产财产管理处分权的主体既不是破产人，也不是破产债权人，而是清算组；清算组独立于破产债权人和破产人，只对法院负责；清算组行使管理处分权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全体破产债权人的利益。由破产管理人行使破产财产的管理处分权，是为了保证破产清算的公正性。4.破产财产具有动态性。这种动态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在时间上，破产财产并不局限于破产宣告时债务人的财产，也包括破产宣告前一定时间内被债务人违法处置的财产，还包括破产宣告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取得的财产，甚至包括程序终结后追加分配期内发现并追回的财产。在财产数额上，破产财产并不局限于破产宣告时的财产总额，在破产清算期间，其数额可能因某些原因而变化，如清理破产人因应收账款所产生的数额变化。在形态上，破产财产也并非静止不变，随着破产清算工作的进行，其表现形态可能相互转换，如破产人所持股权被有偿转让成货币，则破产财产即以财产权利转变为有形财产。
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破产财产的具体规定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破产财产的具体规定，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规定外，最高人民法院《贯彻〈破产法〉意见》第六十条、第六十五条和《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破产规定》)的第六十四条至条七十条也进行了详细规定。通过对上述规定的归纳，破产财产的范围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宣告破产时破产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部财产
破产宣告时破产企业享有所有权以及国有企业被授予经营管理权的财产，均属于破产财产。这些财产大体包括四类：（1）有形财产，如厂房、机器设备、运输工具、原材料、产成品和办公用品等；（2）无形财产，如土地使用权、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专有技术、特许权等；（3）货币和有价证券；(4)投资权益，如破产企业在其他公司中享有股权。
(二)破产企业在破产宣告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取得的财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破产企业的清算组可以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并有权决定继续履行破产企业未履行的合同，通过清算组的行为所取得的财产本身属法人资本增值的结果，构成法人财产的组成部分，这类财产属于破产财产。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情况：(1)因破产企业的债务人的清偿和财产持有人的交还而取得的财产。这部分财产在取得以前仅仅是破产企业的帐面财产，不具有可分配性，经清偿或交还后，成为可分配的现实财产。因此，从可分配财产的角度讲，由这些原因取得的财产可以视作破产财产的新增加部分。(2)因未履行合同的继续履行而取得的财产。由于这种合同是双务合同，破产财产在接受给付时有相应的对待给付，而且这种对待给付一般是等价性质的。因而，这部分新取得的财产不是价值形态上的财产增加，而是实物形态上的财产增加。从实物形态的角度讲，这可以视作破产宣告后破产财产的收入。(3)由破产企业享有的投资权益所产生的收益，如公司股份的年终分红，在合资企业中的获得的利润分配。(4)破产财产所生的孳息，如房租、银行利息。(5)清算期间继续营业的收益，应注意的是破产宣告后，破产企业在有利于破产债权人利益的前提下，可以进行必要的营业，由此增加的营业所得就应归入破产财产。(6)基于其他合法原因而取得的财产，如因他人侵犯破产企业的专利权而获得的赔偿。
(三)应当由破产企业行使的其他财产权利
应当由破产企业行使的其他财产权利主要有以下几项：（1）应当由破产企业行使的物权，除上述已涉及到的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等外，还有矿业权、占有权、抵押权和留置权等。（2）应当由破产企业行使的合同债权，如对销售客户拖欠的货款以及因其违约行为所产生的违约金、赔偿金的请求权。（3）应当由破产企业行使的票据权利，如破产企业作为票据持票人所享有的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4）应当由破产企业行使的股东权。股东权是一种复合权利，主要包括收益权和表决权。（5）破产企业享有的知识产权。（6）破产企业的开办人注册资金投入不足的，应当由开办人予以补足，补足部分属于破产财产。（7）因错误执行破产企业，执行回转后的财产应列入破产财产。（8）破产企业依法取得代位求偿权的，依该代位求偿权享有的债权应列入破产财产。（9）破产企业在被宣告破产时未到期的债权视为已到期的债权，并列入破产财产，但应当扣除未到期的利息。（10）权利人放弃优先受偿权的抵押物、留置物和出质物或优先偿付被担保债权剩余的抵押物、留置物和出质物，这些财产也应并入破产财产。
三、关于破产财产的几个特殊问题
在实施破产法的司法实践中，破产财产范围的确定常常涉及到一些特殊问财产或者财产处分行为，还应当结合有关的法律或政策进行具体分析。
(一)关于破产企业以无偿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是否是破产财产问题
破产企业的土地使用权取得的途径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即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一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权；第二，以转让方式取得的，即通过买卖、交换、赠与等其他合法方式取得；第三，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即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无偿取得土地使用权的。
实践中对以出让和转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应作为破产财产是没有争议的，但对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应否作为破产财产却存在严重的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不能作为破产财产，但纳入国家兼并破产计划的国有企业，其依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应依据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办理。理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第一条的规定，并认为如果将划拨土地使用权归入破产财产范围内用于清偿债务，不仅不符合现行的有关土地法律法规规定，而且势必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另一种观点认为，破产企业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也是依法履行一定手续后合法取得的，应列入破产财产。其理由分别是：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已逐步改革土地使用制度，土地使用权流通限制有所松动；第二，对债权人有失公平，原国有企业划拨的土地使用权是作为企业财产的组成部分，甚至还有许多企业把划拨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作为其注册资金的一部分，如果收回土地使用权，就等于抽逃注册资金，这样 ，不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八条和其他有关企业法人注册资金的法律规定，而且也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虽然各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有所偏颇，从当前破产案件的具体操作上讲，对划拨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应当采取灵活的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凡列入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计划的国有工业企业破产，适用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国发(1994)59号文件)等政策，破产企业的土地使用权应纳入破产财产。国发（1994）59号文件第二条规定：“企业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应当以拍卖或者招标方式为主依法转让，转让所得首先用于破产企业职工安置；安置破产企业职工后有剩余的，剩余部分与其他破产财产统一列入破产分配方案”。其次，对依法必须由国家收回的土地使用权也不应一律无偿收回，还应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划拨取得土地使用权已作为破产企业注册资金的，政府就应将收回土地使用权而减少的注册资金部分给予补足，补足的注册资金部分应列入破产财产；对于破产企业取得划拨土地使用权时已经支付了安置补偿费等征地费用的，政府应给破产企业相应的补偿，这些补偿就应列入破产财产。第三，破产企业虽然无偿取得划拨土地使用权，但根据城市规划国家无须立即收回的，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应允许破产企业在补交一定比例土地出让金后，将划拨土地使用权列入破产财产并用于清偿债务。
(二)关于破产企业对外投资的财产是否应列入破产财产问题
企业对外投资(如联营、入股、建立独资企业等)在资产构成上体现为企业的长期投资，是企业总资产的一部分，因此在企业破产时，这些投资也应进行清算并列入破产财产，具体操作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属于破产企业独资设立的企业，如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应对该分支企业的财产以及债权、债务编制成册，列入破产财产，一并进行破产；如取得法人资格的，应把破产企业对其享有的投资权益进行变价转让，转让所得则应纳入破产财产。第二，破产企业在其他公司的投资或联营的投资，应在明确企业资产状况的基础上将投资的数额、所占比例列入破产财产。第三，破产企业以股票或其他有价证券方式拥有的股权，以有价证券形式计入破产财产。
(三)关于破产企业的融资租赁物是否应列入破产财产问题
融资租赁是指由出租人融通资金，供货人提供设备(即租赁物)，承租人支付租金，具有融资、融物双重职能的租赁交易。笔者认为，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在租赁期间，出租人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承租人破产的，租赁物不属于破产财产；承租人在租赁期间届满后破产的，租赁物的归属按照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来确定：若租赁双方约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届满后归承租人所有的，则租赁物属于破产财产。若租赁双方对租赁物的归属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且无法定的权属变更事由的，则租赁物的所有权仍归出租人，该租赁物不属于破产财产。
(四)关于无法收回的破产企业的财产可否列入破产财产问题
在清理破产企业的债权中，破产企业的下列债权可不列为破产财产：(1)已超过诉讼时效的；(2)债务人已歇业且无财产可供清偿债务的；(3)债务人下落不明的；(4)追偿费用将超过债权数额的；(5)符合会计法核账原则并经有关部门审批核销的；(6)其它原因导致债权确实无法收回的。
(五 )关于如何界定有关执法机关对土地、房屋、车辆是否已执行完毕问题
根据《贯彻〈破产法〉意见》第十二条第(一)规定，以破产企业为债务人的其他经济纠纷案件，已审结但未执行的，应当中止执行，由债权人凭生效的法律文书向受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申报债权。《破产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债务人的财产被采取民事诉讼执行措施的，在受理破产案件后尚未执行的或者未执行完毕的剩余部分，在该企业被宣告破产后列入破产财产。因错误执行应当执行回转的财产，在执行回转后列入破产财产。”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诸如土地、房屋、车辆等以过户为财产转移标准的财产是否执行完毕没有法定的标准，如何界定这些问题则涉及到这些财产是否应列入破产财产，还涉及到多方的利益，目前对此问题主要有三种划分界限观点，即：第一，裁定说，即以人民法院下达执行裁定为标准，只要下达了执行裁定，并送达案件当事人，即为执行完毕。第二，过户说，即以有关部门办完财产过户手续为标准，只要未办理过户手续则均视为未执行完毕，则这些财产均应认定为破产企业的财产。第三，送达协助执行机关说，即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下达后并已送达到有关协助执行机关(如土地、房产、车辆管理部门)无论该部门是否已办理了相应手续则均认定已执行完毕。笔者认为，对诸如土地、房屋、车辆等以过户为财产转移标准的财产是否执行完毕的标准应当以办完财产过户手续为标准，因为这种观点，能够与有关产权转让的法律法规规定协调一致，不会因此引起法律混乱。


【关 键 词】 董必武 检察思想 法律监督
【内容提要】董必武同志是新中国人民检察制度的奠基人和实践者，他在党内和国内较早地提出了检察制度是非有不可的，还要不断发展；检察机关要强化法律监督职能；检察机关的组织和人员建设要配备精干，加强建设；检察机关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法工作方向，要完善公诉、批捕和抗诉任务；要坚持检察独立原则，垂直领导原则和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
董必武同志(以下尊称:董老)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法学家，也是新中国检察制度的奠基人之一，对新中国检察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检察思想博大精深，影响深远。本文试就董老的检察思想作一粗浅研究，以求教于同仁。

一、人民检察制度是新中国国家法律制度之一，应该随着新中国政权建设而建立
回顾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史，历代封建王朝都是人治社会，出于皇帝专制和中央集权的考虑，均没有也不可能建立独立的检察机关，只有隶属于皇帝的御史大夫和监察机关；中华民国历届政府只在法院内设立“检事”之职，履行“公诉”之责，也没有独立地设立过检察机关。由于检察制度和检察机关在我国是个新生事物，它的性质和任务是什么，有的公安机关和法院，还有必要设立检察机关吗？加之我国缺乏民主和法制的历史传统，很多人对缺乏组织基础和工作经验的检察机关的出现不了解、不理解，当时围绕要不要创设检察机关问题产生了争执。有人认为检察机关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检察机关可有可无”。 董老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人民检察制度是新中国国家法律制度之一，检察机关是新中国民主政权的组成部分，检察机关决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有不可，检察制度和检察机关都应该随着新中国政权建设而建立。早在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期间，由筹备会的第四组即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组组长董必武，在1949年6月23日拟定的政府组织法纲要的基本问题中提出设置最高人民检察署①，(董必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拟经过及其基本内容 见中国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第71页)并先后为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和政协全体会议所一致通过。1949年9月21日，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设立最高人民检察署，作为国家的最高检察机关。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副检察长和委员均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免。最高人民检察署的职权是对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之严格遵守法律，负最高的检察责任。这些规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创设了检察制度及检察机关，规定了其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机关中的重要地位，首次明确了检察职能主要是对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进行监督。所以说董老是新中国检察制度的奠基人之一，是创建检察机关的先驱。
二、完善、健全人民检察制度是国家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
从1949到1968年，新中国人民检察制度在短短20年的历史上经过了“三起三落”。第一次是在1951年冬季的编制会议上讨论精简国家机构时，有人提出检察工作“可有可无”，应予裁减。第二次是在1960年秋季精简国家机构进，康生主张取消检察机关。谢富治主持的中央政法小组提出公检法三机关合署办公，受公安部党组统率；地方检察机关的存废，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决定。前两次，检察机关直接向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反映，使检察机关保留下来。进入文革后的1968年12月11日，谢富治授意高检院、高法院、内务部三家的军代表和公安领导小组，联合于1968年12月11日向中央提出《关于撤销高检院、内务部、内务办三个单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数人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高检院完全是抄苏修的，早就应该取消，最终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都被撤销。相较而言，董老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国内，始终对检察机关的地位和职能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要建设国家政权必须要建立、健全革命法制，实现依法治国。而在建立、健全革命法制的过程中，就要不断加强国家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以有力地保障经济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完善、健全人民检察制度也应是国家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1951年后期，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有人认为“检察机关只起盖橡皮图章的作用”，一些地方决定撤销检察机关。董老得知后，及时向毛泽东主席反映，最后决定检察署不能裁撤，而要健全。1954年在制定我国第一部宪法时，毛泽东主席提出，考虑到检察机关在国家政权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将“人民检察署”更名为“人民检察院”，由权力机关—全国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董老认为“检察机关只有国家与人民需要它的时候，它才能存在和发展。有人认为检察署可有可无，这是不对的。”②(董必武：在第二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见中国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第318-319页)“人民现在需要检察机关，将来是否还需要呢?应当肯定地说还需要。这因为国家还存在时，它的法纪必然存在，维护法纪的机关也必然存在。直到国家消亡，人民不需要国家机器的时候，才不需要检察机关。”③(董必武：在第二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见中国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第322-323页)人民检察是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忽视检察工作甚至取消检察机关，都意味着对法制的削弱和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的时期都正是我国法制遭受最严重破坏的时期。正是鉴于文革破坏法制的惨痛教训，1977年10月中央下发“关于征求修改宪法意见的通知”，全国先后有19个省、8个大军区、35个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都提出了要重新设置检察机关的建议。他们一致认为:设置检察机关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需要;可准确打击犯罪、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遵纪守法的监督;可从法制上保障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转。1978年颁布新宪法，叶剑英委员长讲话指出:鉴于同严重违法乱纪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宪法中规定，要重新设置检察机关。检察制度曲折的发展历史最终验证了董老五十余年前做出的“检察机关决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有不可”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检察机关在国家法制建设中的重要性也是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检察工作要不断加强和改进以符合国家和人民的现实需要，而任何削弱乃至取消检察机关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规律相违背的。
三、必须要不断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要夯实监督基础—机构和人员建设
董老非常重视法律监督工作，在党内较早地提出并构建了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监督体系。他提出党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行政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和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都要不断加强，这是“依法办事”的关键。其中董老重点提到了加强司法监督，特别是检察监督，要求检察人员要加强法律监督工作。他批评了轻视检察机关工作的现象,同时也要求检察人员要在思想上提高对法律监督工作的重视：“担负检察工作的同志自己必须多做些工作，并把工作做好，才算是对那些看轻检察工作的人们作了积极的回答。我们担负检察工作的同志必须要随时随地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④(董必武：在第二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见中国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第319页) 要讲究监督方法，“只要我们担负检察工作的同志站稳立场、依靠群众、提高警惕、不顾情面,走到哪里,哪里的违法现象就会暴露在我们的面前,就会遭受我们的检举。这样,检查工作就必然会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⑤(董必武：在第二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见中国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第319页)。要强化监督机构建设，“我们应根据需要需要与原则，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时期内，有计划地逐步把各级人民检察院署的组织和工作系统地建立和健全起来…..中央要地方党保持检察机关已有的人员，并适当地增加和调整领导骨干。”⑥(董必武：在第二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见中国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第320页)董老认为国家将监督法纪的重大责任交给检察机关，检察工作人员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因此，国家对检察工作人员的品质要求是很高的。要认真学习列宁著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文章，对干部的质量要求要高，并重视提高现有干部的水平。要求编制应予以足额的人员,而人员的配备要挑选精干的。要加强培训，中央和条件好的省办政法学校，办训练班以解决检察院需要的大量干部问题。重视政治和业务学习，强调检察干部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政策法令，学习苏联检察工作的先进经验，提高检察人员的法律监督水平。1954年,全国已有检察机构930个,检察干部5665人。这个数字与1951年比,机构增加了一倍多,人员增加到那时的三倍多，数字的增长说明了当时党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视，检察机关进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
四、对检察机关工作方向、任务和原则作了明确的阐述
在建国初期，董老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他指导制定了《最高人民检察署组织条例》、《各级地方检察署组织通则》，给检察机关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董老又指导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三个法律文件分别对检察机关的性质、任务、职责、活动原则、行使职责的程序以及机构的设置和检察系统的上下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董老明确指出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就是人民检察工作和马列主义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必须要认真贯彻执行。检察工作要坚持政法工作方向，直接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检察机关的任务，董老在关于政法工作的会议上多次指出，检察机关“检察机关管违法不违法,是国家机关”可以对国家机关和老百姓的违法行为提起公诉,还可以批准逮捕,对法院判案可以提出抗诉。检察工作要坚持一定的原则。董老提出检察独立原则，指检察机关独立地行使检察权,只服从国家的法律尊严,监督和保障法律的执行。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涉它的工作，“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不管哪一机关犯了法，它都可以提出来。”⑦(董必武：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 见中国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第527－528页)国家检察机关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其公民都有法律监督权,无论谁犯了法,它都有权检察。检察机关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垂直领导的原则。董必武认为检察机关是对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机关,如果它接受上级机关领导的同时,又受同级政府的领导,那么就很难发挥其监督职能。董老提出：“中国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各地 党政机关的强有力的领导下，直接发动群众进行了大规律的运动，同时检察机关又尚在建立的过程中，当前只有实行双重领导才较便于推动工作。”⑧(董必武：在第二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见中国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第323页)但董老从来没有反对过列宁指示的国家检察机关垂直领导的原则，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检察机关的健全，1954年,董必武根据检察工作的性质和规律,适时地提出将双重领导改为垂直领导,垂直领导便于检察机关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分工合作、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约原则。董老早于1951年9月11日在政法系统各部门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中就指出“要把通力合作的精神贯彻到底。”“中央的四个司法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司法部、政法委。本来有一种联席会议，能够打通关系，彼此通气，……这是通力合作的具体表现。……只有通力合作才能解决问题。”董老还提出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检察长有权列席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同时，董老还提出，检察院、法院、公安机关既要分工负责，也要互相制约，共同对敌。他于1957年3月18日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检察机关是监督机关，不管哪一机关犯了法，它都可以提出来。……公安机关捕人，要经检察院批准。没有批准就逮捕人，是违法的。检察院本身没有判决权，人逮捕起来以后，就要侦查，如果认为应该判刑，就要向法院起诉。判刑不判刑是法院的职权。法院审判不合法，检察院可以抗议;公安部门发现法院判错了，可以经过检察院来抗议。这叫做分工负责，互相制约。”⑨（《董必武法学思想文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88页－399页）董老关于检察工作基本原则的论述后来被79年后的《检察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所吸收，成为司法制度和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1986年版
（2）《董必武法学思想文集》2001年版
(3) 丁慕英《董必武对我国检察事业的重大贡献》检察实践2003年3月
(4) 丁慕英《董必武与新中国检察制度》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4月
（5）孙谦《人民检察的光辉历程－纪念人民检察院恢复重建30周年》人民检察2008年第11期

作者：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人民检察院 赵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