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与时俱进
------从“许霆案”中想到的
王智名 (浙江省建德市检察院)
最近，“许霆案”终审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而一棰定音。
2008年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ＡＴＭ机）上使用的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正式施行。该批复的内容为：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ＡＴＭ机）上使用的行为，属于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构成犯罪的，以信用卡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这一针对信用卡类犯罪具有全新意义的司法解释，使笔者又想起去年最火而今刚刚有些降温的“许霆案”。虽然重审将该犯罪定性为盗窃罪，由原来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五年（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是仍然难以平息民众对此案件的争论，关于本案是民事还是刑事、该定何罪、量刑的轻重、ATM机的法律地位等对于法律和罪名如何理解的问题，无论司法者、律师、学者、民众等都通过媒体（尤其是网络）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全民的参与、广泛的论证、各抒己见是好事情，理越辩越明，有利于学术理论的澄清和突破，使法律也能在新的形势下与时俱进。
一、适应新形势，传统理论有待于突破
“许霆案”的焦点ATM取款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其法律地位和性质如何，直接关系到案件的性质。本案定性为盗窃，而不是诈骗抑或信用卡诈骗，源自“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这一论断，理论上的通说和判例将这种情形解释为构成盗窃罪。诈骗是基于人的认识错误自愿将财物交付，机器是无意识的东西，也即无认识,所以机器就不能因为认识错误而受骗上当。该观点或许受到日本刑法理论的影响，日本刑法未规定信用卡诈骗罪，有独立的使用计算机诈骗罪，一般认为使用计算机诈骗包含绝大部分利用信用卡诈骗的情形，但是仅限于利用计算机骗取财产性利益这一种情形。据此，恶意非法利用信用卡在ＡＴＭ机上直接取款，由于是使用计算机取得了财物（不是财产性利益），不能构成使用计算机诈骗罪和诈骗罪，理论和实践中则以盗窃罪论处。
笔者认为，主张利用信用卡非法套取智能机器管理的钱财是盗窃的观点已经不合时宜。现行理论认为，机器不可能陷于认识错误，则相对于机器的诈骗罪不能成立。随着科技的发展，计算机的普及，使用计算机侵犯他人财产权的犯罪现象大量出现之后，有些国家通过立法将这类犯罪（包含利用信用卡在ＡＴＭ机上恶意取款）定为欺诈，看到了利用计算机诈骗与诈骗罪具有相同的本质。该“批复”看似简单，实质上其最大意义就在于否定了“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突破了传统理论的限制，在ATM机上恶意骗取钱财是可以构成诈骗犯罪的。如果坚持“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那么所有利用智能机器骗取财物的行为只能定性为盗窃，不可能成立诈骗，或许还要出现许多类“许霆案”。
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和保护的合法利益是以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合法权益为基础的，刑法上的很多问题也是以民法为基础的，比如抢劫罪首先就要严格的定性被抢财物的所有权归属等等。任何民事法律关系都源于法律事实主要是民事法律行为的发生，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是意思表示。普通机器不能承载人的意思表示，但智能机器可作为人的意思表示的载体，按照事先设定好的程序，只要对方发出符合的要约，其本身即可按照预设作出承诺，是按照人意所为，本质是人与人的对话，绝对不是人与机器的对话。如本案中，只要输入正确的密码，就会得到设定程序的人的认可，发出预设指令让机器如数吐出钱来。这一行为实质上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意思表示，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行为，是客户和银行（ATM机意思主体）之间的表意行为。一旦出错，非为机器的物理故障，那就是设计程序的人的漏洞和疏忽，是人的失误。否定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对话”将客户多取钱的行为以盗窃罪论，只看ATM机和客户之间的事实关系，撇开了机器背后的人的意思，客户多取钱要找他；那么如果是客户少取到了钱或者取到了假币，那只能找机器？岂不是求助无门？难道银行真的是只赚不赔？
由于电脑技术的广泛普及和普遍运用，智能机器人已经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事实上扮演了有关人员的角色。我们必将重新审视这一高科技带来的新生事物，逐步将其与普通的机器区分开来而另眼相看。刘明祥教授就曾经分析指出：本案是ATM机的信息系统作出错误判断而将钱款送到ATM机外部窗口使被告人取得的，并非是被告人将ATM机砸毁或撬开后从中拿走现金，因此不可能构成盗窃罪，而有可能构成我国刑法第196条的“信用卡诈骗罪”，属于该条中的“恶意透支”情形(参见《检察日报》1月8日)。笔者也认为，机器被人为造成物理损坏与体现人的意思的计算机程序出错应该有所不同。再智能的机器也不能被看做有自己的独立意识，最终也是人的意识的体现，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但是机器后面的人是有可能被骗的。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就是以不诚实的手段骗取不属于自己的有价值之物，而不在于被欺骗的对象是聪明的成年人还是认识能力尚未发育成熟的幼童，抑或智能机器。直接拿走他人占有的财物与经他人交付拿走其财物，是盗窃与诈骗的重要区别之所在。损坏机器非法取得钱款可以成为盗窃，银行付款程序误认而多付，通过机器人间接受骗间接处分财物，从学理上来看，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对此类行为按照诈骗定性更符合逻辑。
二、以理论指导实践，避免机械司法
我们再反过来看前面提到的“批复”，其自有正面的意义，也隐含一些问题。如果遇到这类问题即“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ＡＴＭ机）上使用的行为”，在没有“批复”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按照“冒用他人信用卡” 定性为信用卡诈骗罪？在“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结论之下很少会有人能这么认定，在经过“许霆案”的重创之后，更少有人敢这么认定了。那么就有必要请示下发司法解释呢了，这受限于传统理论，也与目前较为普遍的机械司法不无关系。
司法解释是司法机关对司法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作出的解释，是对法律的具体化。由于受现实司法进程和司法队伍整体水平的限制，本意是最高司法机关针对司法工作中遇到的疑难、复杂、难以理解和把握的具体问题，给以明确，要求工作人员按照严格执行，以防出现偏差造成失误。但是，实际很多无论是否疑难、复杂的，下级机关或因惧怕也难以承担风险，都要求最高给予解释，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解释出台，越来越多的解释虽然解决了个别问题但也造成了混乱局面。该“批复”是受到“许霆案”的影响，如果没有高检准确权威的答复，对于这种问题的司法结果怕是引起社会的争议而造成不良影响。同时还受到另一司法解释的影响，即“盗窃并使用信用卡的，以盗窃罪论”，就是因为这个司法解释，“盗窃并使用信用卡”已经明确，那么“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ＡＴＭ机）上）使用”是不是也以盗窃罪论，还是以信用卡诈骗罪论或是其他的什么罪呢？这就需要明确了。而“盗窃并使用信用卡的，以盗窃罪论”的解释完全是受到“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影响。所以，司法人员本身缺乏法律理论的指导，再加上权威的通说理论的影响和过分依赖司法解释，势必造成机械司法。
本案最初的结果是这么得来的：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无期徒刑。公众与学界对于“许霆案”的定性问题争议巨大，而在量刑方面对于法律上存在缺陷与不公的问题，却是存在比较惊人的一致。而这一司法结果就是严格而机械地按照司法解释作出的。定性盗窃理论上的分歧还不止（信用卡）诈骗之说，量刑所依据的司法解释中的“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在社会上都存在强烈争议，这么严格机械作出的结果正确吗？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正确的话就不用更改了。最后的结果是请示了最高人民法院得到批准，作为“特殊情况”适用刑法第63条第2款之规定而减轻处罚。那么全国发生的十余起将来会更多的类似“许霆案”都要请示批准？最后恐怕又要下司法解释了。如果“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ＡＴＭ机）上使用的行为”需要司法解释，那么日后“借用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ＡＴＭ机）上使用的行为”或者“在自动柜员机（ＡＴＭ机）上‘恶意透支’”是否还要下司法解释了？信用卡诈骗罪客观方面包括的四种情形如果涉及到ATM机是否都要另行解释？这种唯数额论、算数法等机械性司法无益于长远，也浪费了许多司法成本和司法资源。
三、法律也应与时俱进
在成文法系，法律以文本的形式体现，由于语言的模糊性，法律无法做到100%的精确性，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法官波斯纳才说：“关于制定法的含义的许多问题就根本无法通过算术方法解决。”通常来说，普通的案件能取得大家的认同，但疑难案件却无法直接从法律用语中得到圆满的解释，法律语言的含义必须通过一个个疑难案件的处理，得以廓清其外延与内涵。同时，“法律应该是稳定的，但不能停止不前”（美国法学家庞德语），任何立法都可能受制于时代的局限性，受制于立法者本身的认识不全面，而带来缺陷与不公平。因此，当法律在实际中逐步曝露出其存在的问题时，立法者就应当顺应时代，修改法律，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对于“许霆案”，如果以诈骗定性，合法、合情、合理，体现出公平正义；或者灵活运用相关法律规定作出符合公众期待、能为公众认同的结果，较好地体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或许这么做有风险，但是个别司法人员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也可以作出黑白颠倒的结果，如果他认为冒险是值得的,这可能就是法律上的“自由心证”，也或是他们的素质。缺乏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理论的指导，局限于所谓的定论，机械地套用过时的司法解释，在社会的压力下最终导致“许霆案”原判的被否定，这足以说明创新理论指导灵活司法的重要意义。刑事立法和司法要防止“一放就乱”，但也同样要防止“一统就死”，否则就会出现于法有据、于案不公的现象。司法机关不同于军队，司法人员也不同于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司法人员则以维护公平正义为职责。
立法往往是滞后的，司法解释也是针对新情况、新问题的产生随后作出的。在未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这就需要用法律理论来指导司法者选用适当的法律原则或法律规则来作出相对公平合理的令常人能够接受的裁决。我们不该总是固步于“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之论断而机械司法，非得借鉴日本的定论而忽视客观的需要？没有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可以发展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当前社会转型期以新的法律理论适应并指导司法实践，期许法律带给公众更加公平合理的感觉，更易于为大众所接受,有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公信力。社会在发展进步，法律也该与时俱进。
云南省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法
云南省人民政府
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57号
《云南省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法》已经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１日省人民政府第五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省长 李嘉廷
一九九八年五月十八日
云南省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推行组织机构代码标识制度，规范对组织机构代码的管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组织机构代码（以下简称代码）是指根据国家有关代码编制原则编制，赋予组织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不变的法定代码标识。
代码证书是全国统一的、证明组织机构具有法定代码标识的凭证。
代码证书分正本和副本（含ＩＣ卡电子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效力。
第三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办理、应用、管理代码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省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省代码工作，其所属的代码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工作，履行以下职责：
（一）贯彻实施有关代码管理工作的规定；
（二）负责向国家代码主管部门申请码段，组织制作代码标识和分配各类代码区段；
（三）负责全省代码的赋码、颁证；
（四）负责代码的推广应用及技术开发；
（五）建立全省代码信息系统，负责全省代码信息系统的维护、应用和管理。
地、州、市、县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代码工作。
第五条 县以上工商、人事、劳动、民政、税务、金融、统计、计划、财政、国有资产管理、外经贸、公安、海关等部门，应当在各自的业务管理活动中应用代码，并配合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做好代码应用的管理工作。
代码应用的具体管理办法由省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六条 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在赋码、颁证及建立代码信息系统时，应当保证代码的唯一性、统一性和代码数据的真实性，按照规定权限赋码、颁证，不得越权赋码、颁证，不得隐瞒上报代码数据。
第七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下列组织机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申领代码证书：
（一）依法设立或者经机构编制主管机关批准成立的机关、事业单位；
（二）经企业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的企业；
（三）经社会团体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的社会团体；
（四）其他应当申领代码的组织机构。
第八条 组织机构申领代码证书时，应当提交下列之一有效文件：
（一）营业执照；
（二）机构编制主管机关批准成立组织机构的文件；
（三）社会团体登记证；
（四）其他证明组织机构合法成立的文件。
第九条 组织机构应当自批准成立或者核准登记之日起３０日内，持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有效文件向批准其成立或者核准其登记机关同级的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申领代码证书。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３０日内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规定的，赋予代码，颁发代码证书。经审查不合格的，不赋予代码，不颁发代码证书，并及时告知申领代码证书的组织机构。
本办法施行前已经成立的组织机构尚未申领代码证书的，应当在本办法施行之日起９０日内向批准其成立或者核准其登记机关同级的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申领代码证书。
第十条 组织机构应当凭代码证书办理下列事项：
（一）工商企业营业执照年检、变更；
（二）事业法人登记证年检、变更；
（三）社会团体登记证年检、变更；
（四）开设、变更、注销银行帐户，申办外汇业务和国内贷款业务；
（五）金融企业登记、换证、年检、变更；
（六）税务登记、换证、验证、变更、注销；
（七）制作防伪印章；
（八）车辆征费，车辆台帐，申领车辆牌证，车辆年检；
（九）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年检、变更、注销，国有资产统计，资产评估；
（十）商标事务代理，广告业务审查；
（十一）产品标准备案，质量认证，生产许可证申领，商品条码注册；
（十二）其他事项。
第十一条 代码证书的有效期，以颁发代码证书时核定的期限为准。组织机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到原颁证机关办理换证手续。
第十二条 组织机构的名称、机构类型或者地址等基础信息发生变更时，应当自变更之日起３０日内，持变更的有关证件，到原颁证机关办理换证手续。
第十三条 组织机构依法终止的，原组织机构应当自终止之日起３０日内，持有关证件到原颁证机关办理代码注销手续，交回代码证书。
批准成立或者核准登记机关在注销组织机构时，应当通知同级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注销其代码，代码证书同时作废。
被注销的代码，不得再赋予其他组织机构。
第十四条 代码证书正本或者副本遗失、损毁的，应当及时向原颁证机关报告，申请补领代码证书。
第十五条 已领取代码证书的组织机构应当按照省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接受颁证机关对代码证书的定期审查。未按期审查的代码证书，为无效代码证书。
第十六条 任何组织机构或者个人不得出租、出借、转让、涂改、冒用、伪造、买卖代码证书，不得使用无效代码证书。
第十七条 申领、变更、补发、换发代码证书，按照国家核定的标准收费。
第十八条 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应用部门的需要，提供代码信息检索服务。应用部门在使用代码信息时，必须遵守国家有关信息安全保护、管理和有关保密的法律、法规，并将组织机构基础信息的变化情况及时提供同级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九条 组织机构未在本办法规定期限内办理代码证书的申领、变更、定期审查、补发、换发、注销手续的，由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办理，并可以处２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由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５０元以上２００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代码管理人员违反本办法，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造成越权赋码，赋失效码，越权颁证，逾期颁证，隐瞒上报代码数据，泄漏保密信息等后果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