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物价局关于印发《江苏省危险废物处置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江苏省物价局
江苏省物价局关于印发《江苏省危险废物处置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苏价费〔２００５〕３８６号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７日
各市物价局：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卫生部、财政部、建设部《关于实行危险废物处置收费制度 促进危险废物处置产业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３〕１８７４号），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我们制定了《江苏省危险废物处置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江苏省危险废物处置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大危险废物处置力度，促进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多元化、产业化、市场化，构建良好有序、可持续的生存发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江苏省环境保护条例》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卫生部、财政部、建设部《关于实行危险废物处置收费制度 促进危险废物处置产业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３〕１８７４号）等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包括工业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和其他社会源危险废物，不包括放射性废物。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江苏省行政区域内的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及处置活动的单位。
危险废物处置单位必须取得相应的资质，无资质的处置单位不得收费。
本省区域内的内河、湖泊、长江水域船舶危险废物处置收费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条 危险废物处置收费遵循“谁委托，谁付费；谁服务，谁收费”的原则。
在江苏省行政区域内所有危险废物的产生单位，必须将产生的危险废物交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置单位进行处置，并按规定向危险废物处置单位缴纳危险废物处置费。
第五条 危险废物处置收费属经营服务性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其基准收费标准及浮动幅度按照补偿处置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由设区的城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商有关部门制定，报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备案。
危险废物处置成本主要包括危险废物收集、运输、贮存和处置（含处理，下同）过程中发生的材料费、运输工具费、燃料动力费、维修费、设施设备折旧费、人工工资及福利费、保险费（对第三方财产及人身损害险、操作人员工伤事故险）。
第六条 对医疗废物，处置单位原则上根据医疗废物产生量，按照医疗机构病床数、按月计收。病房床位利用率不高的，可参考床位利用率计收；对无固定病床的医疗机构，可根据每月医疗废物平均产生量按定额计收；处置单位也可与医疗机构签订协议，按医疗废物的重量计收。具体计费形式由设区的市价格主管部门确定。医疗机构交纳的医疗废物处置费计入医疗服务成本，医疗机构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向病人加收医疗废物处置费用。
对工业危险废物和社会源危险废物，原则上按危险废物的重量计收。
第七条 危险废物处置单位应在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及浮动幅度内，与委托单位商定具体处置收费标准，签订处置服务协议，明确双方的责、权、利。
危险废物处置单位对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应一视同仁，在签定包含危险废物处置收费标准的协议中，不得有价格歧视行为。
第八条 危险废物处置单位收取的危险废物处置费，除合理利润外，应全部用于支付危险废物收集、运输、贮存、处置等规定费用。
危险废物处置设备正式投入使用前，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取危险废物处置费。
第九条 危险废物产生单位产生的危险废物被处置单位接纳，并缴纳危险废物处置费的，任何单位不得再向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收取与危险废物相关的收费等。以填埋方式处置危险废物不符合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按危险废物的种类、数量征收危险废物排污费。
危险废物处置费与工业固体废物排污费、生活垃圾处理费不得重复计收。
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处置单位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危险废物申报登记、转移联单制度等规定，由各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统一实施监督管理，其核定的数量作为减免危险废物排污费的依据。
第十条 危险废物处置单位接受委托单位的危险废物后，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处置标准处置危险废物，不得减少处置环节，降低处置质量，造成新的污染源或二次污染。对处置达不到环境保护标准和不按规范进行操作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整改；逾期不改，处置不达标且任意排放的，危险废物处置单位除按《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缴纳危险废物排污费外，有关部门还将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或处置单位直接向环境排放（倾倒、丢弃）危险废物或将危险废物混入生活垃圾和一般固体废物的，由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第十一条 各地在组织建设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时，要合理布局，改变分散处置的模式，尽快实现危险废物集中处置。按照市场化、产业化、集约化的要求，合理降低处置成本，确定收费水平，减轻企事业单位的经济负担。
第十二条 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危险废物处置成本的动态监测和收费的监督检查，切实规范收费行为。对违反规定乱收费的，由价格主管部门依法进行查处。
第十三条 危险废物处置收费实行收费公示制度。处置单位应按国家和省有关收费公示的制度和规定，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及浮动幅度、收费依据、计费单位、举报电话等，接受价格等部门及社会的检查监督。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省物价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恶意抗辩与合同无效的认定
一、恶意抗辩的涵义、表现形式及产生原因
抗辩权主要是指基于实体法上的规定而享有的对抗对方请求权的一种权利。所谓恶意抗辩，指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而针对对方的请求提出抗辩，实际上是一种滥用抗辩权的行为。[1] 当前在合同纠纷诉讼中，经常会遇到这种通过恶意抗辩而逃避承担违约责任的现象。在司法实践当中，恶意抗辩包含两种情形，一种是一方当事人在合同签定后，主动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以拒绝履行合同；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一方当事人在合同签定后，有意不履行合同，待对方提起诉讼要求其履行合同时，再针对对方诉求提出抗辩要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
导致恶意抗辩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原因就是在合同签定以后，发生了一些事由，导致一方当事人不愿再继续履行原合同，从而借恶意抗辩来否认合同的效力以达到逃避合同责任或追求更大利益的目的。试举两个例子说明：例一、我国《保险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甲为其母乙购买一份意外险，乙系文盲，未书面认可该合同，但某保险公司仍承保并出具报单。后乙死亡，甲要求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保险公司以保险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属无效合同，并拒绝支付保险金。例二、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某房地产开发商在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情况下，隐瞒该事实，与大量购房者签定了购房合同。后因房假大幅上涨，该开发商主动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其与购房者签定的购房合同无效。例一、例二都属于比较典型的恶意抗辩，其产生的原因就是为了逃避合同义务，避免承担责任和追求额外的利益。
二、司法实践中恶意抗辩不应得到支持：
对于恶意抗辩行为能不能支持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未就此做出司法解释。由于我国法律对恶意抗辩缺乏限制，恶意抗辩的案例时有发生，由于法律规定的缺乏又同时导致了审判实践中的混乱，因此，明确对恶意抗辩的观点就显得很有必要。笔者认为恶意抗辩不应得到支持，主要理由分述如下：
首先，恶意抗辩不符合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恶意抗辩行为人的行为因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而不应得到支持。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当事人在一些特定事由发生后或是与对方当事人发生纠纷以后，常常为了拒绝履行合同义务、避免承担合同责任而找出各种理由来主张合同无效，这种状况不利于合同的严守，也不利于强化交易中的诚信观念。恶意抗辩通常都表现为一方在原先签约基础与事实发生变化后，公然的承认自己违法、欺诈，并以此来主张合同无效，并希望通过合同无效追求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这样的行为和诚信原则完全是对立的，这种恶意抗辩行为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理应驳回。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基本原则，是民法原则中的帝王条款，对该原则的遵守同时也体现了民事主体基本的商业道德。如果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明知其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却仍然从事该行为，事后又因为这份合同的履行对其不利而主张合同无效以逃避合同义务，其行为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对于此类行为予以支持，无异于鼓励不诚信，在我国这样一个诚信意思尚不够强的国家实行此种制度，将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因市场行情变化而使履行合同带来的不利益大于因承担合同无效责任而丧失的利益时，就会促使人们选择后者，即以合同无效为借口而逃避合同的义务，必然会助长市场经济活动中不讲信誉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置他人利益于不顾的现象。[8]
其次，支持恶意抗辩违背了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和宗旨。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提倡社会公共道德。确认合同无效体现了国家对民事主体所从事的民事进行的干预，合同无效制度主要是防止、制裁违法行为。而在恶意抗辩情形下，违法行为人是主动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希望通过确认合同无效使其获得某种不正当的利益。笔者认为，这样就根本违背了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和宗旨。如果恶意抗辩得到支持，那么善意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将得不到支持，相反违法行为人不仅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还将获得某种不正当的利益。这正是象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乃是一种奇怪的法律。”[3]如果认可恶意抗辩，允许当事人通过恶意抗辩逃避责任，不仅严重背离法律的价值取向，且必将极大的损害法律的权威性。
如前述保险法五十六条的规定，其立法目的是为避免在被保险人人身上发生的道德风险，从立法目的和宗旨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规定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管理性的要求，对这一规定的正确理解应当是说保险公司在签发保单前应尽审查义务，以防止投保人恶意投保，事后为取得保险金而恶意伤害被保险人。因此，笔者认为只有被保险人才能主张非被保险人亲自签名从而主张保险合同无效，保险人、保险公司都不得以此主张合同无效。如果对保险公司的恶意抗辩行为给予肯
定，则不符合确认合同无效的目的，也不利于制裁违法的恶意抗辩的行为人。
再者，如果认可恶意抗辩实际就是肯定当事人可以通过违法行为获利，将会纵容违法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一方在从事某种违法行为之后，因合同履行的结果对自己不利便可以主张合同无效，一旦合同履行的结果对自己有利便认为合同有效，如果这种合同无效的主张能够成立，则将会起到纵容不法行为人从事违法行为的后果。这就是说，违法行为人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从而使合同无效制度成为其追求某种不正当甚至违法利益的手段。[4]
在我们的司法活动中，如果恶意抗辩一方的诉求能得到法律的支持，那么，其他民事主体将群起效仿，这将极大的损害诚信和公平原则在整个社会的认知度，这与我们构建法治社会的发展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三、完善立法可防止、减少和遏制恶意抗辩
合同法实施前的无效合同制度，过于强调国家干预，导致司法实践中确认无效合同的范围过于宽泛，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甚至政府部门制定的红头文件，都可能成为判断合同无效的标准。在这样的制度下，当事人恶意抗辩并获得支持的情形不在少数。
新的合同法突出并强调了合同法的私法属性，淡化了国家公权力对合同的干预，极大的缩小了无效合同的范围和外延。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不是所有违法行为都会导致合同无效，而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能被确认为无效；合同法同时还规定，非根本性条款欠缺的合同在补救后可继续履行；合同法同时设立了可撤销合同制度、效力待定合同制度，使得意思表示不真实及主体不合格合同并不当然无效；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通过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解决了超越经营范围的合同的效力问题。可以说，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则更鲜明地体现了合同法尽可能的缩小无效合同范围的立法宗旨。
笔者认为，我国现有的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禁止恶意抗辩，但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无效合同范围的限缩以及对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并遏制恶意抗辩行为的产生。但是，现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还不能完全遏制恶意抗辩行为的产生，如前所述，合同法52条规定“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但是，什么样的规定才属于“强制性规定”？合同法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并界定“强制性规定”，不同的主体站在不同的角度、立场仍可能对合同效力作出不同的认定，则仍将很难从立法上控制无效合同范围的扩大化，恶意抗辩也就同样不可避免。
现在，很多学者对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做了进一步的分类，将其分为取缔性规定和效力性规定两类。取缔性规定又称管理性规定，其设立目的主要是加强公权力对某类行为的监管。违反取缔性规定但并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对违反取缔性规定的合同主体可以依法处以行政处罚，但不能因此否认合同的有效性。如果违反取缔性规定的合同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那它就是无效的。效力性规定就是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不符合这些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将导致不成立或无效的。按照这一分类方法来确认合同效力，许多关于合同无效的争论将会自动终止，恶意抗辩也将得到更有效的遏止。
当然，从长远来看，我们还是应尽快从立法上明确制止滥用无效合同宣告权的恶意抗辩行为。辽宁高院以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在该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中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33条第2款已做出了反对恶意抗辩的规定“在当事人一方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中，越权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过失，而另一方当事人为善意、无过失，此种情况下，如果越权行为人主动提出确认合同无效，则其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四、小结
恶意抗辩产生的主观原因是利益驱使，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客观上给恶意抗辩提供了土壤。恶意抗辩不符合基本的诚信原则，有悖于合同无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和宗旨，在司法实践中不应得到支持。我们应不断完善法律，加强诚信教育，从根本上遏止恶意抗辩行为的产生，以维护法律的庄严，并切实保护善意合同相对人的利益。
（作者：福建厦门今朝律师事务所 张建平律师）
[1] 参见王利明：《关于无效合同确认的若干问题》，载于《民商法研究（第6辑）》法律出版社。
[2]参见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六卷），法律出版社。[1] 参见王利明：《关于无效合同确认的若干问题》，载于《民商法研究（第6辑）》法律出版社。
[3]方流芳：《从王海现象看受欺诈人的法律救济问题》，载《湘江法律评论》第一卷。
[4] 参见王利明：《关于无效合同确认的若干问题》，载于《民商法研究（第6辑）》法律出版社。
